数据显示，2003年至2022年，13个主产区粮食产量占全国的比重从71%提高到78%，耕地面积、粮食播种面积、粮食产量分别从12.68亿亩、10.28亿亩和6116亿斤增加到13.1亿亩、13.35亿亩和10743亿斤；而同期7个主销区粮食自给率下滑，耕地面积、粮食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分别从13108万亩、10140万亩和684亿斤减少到7995万亩、7406万亩和593亿斤。
在民营企业发展壮大过程中，金融支持发挥了重要作用，有效激发了民营企业的动能和活力。但我国民营企业多为中小微企业，长期存在“融资难、融资贵”难题，金融服务对中小微企业包容性不足，必须通过设计实施激励相容的机制安排，切实提高覆盖面、可得性和便利性。金融监管部门要坚持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引导金融机构树立“一视同仁”理念，推动民营企业融资持续量增、面扩、价降。
对于日军俘虏，人民军队在给予优待和耐心改造后加以释放，从政治和道义上取得了他们的同情和谅解。许多被释放的俘虏表态：“回去一定互相努力，使侵略战争早日结束，打倒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、战争的疯狂者，日本法西斯军阀，来回答八路军和中国人民对我们的恩情。”
然而，日寇极为残忍，禽兽不如，不惜惨杀同胞来掩盖人民军队释放俘虏的事实(放回的俘虏多半被他们杀了，后来许多俘虏都不愿再回去了，即使有想回去的也都要求打他一枪成为残废，以避免被日军军官杀害)。即便如此，随后的事实也一再证明，日寇的毒辣镇压，并没有改变士兵的厌战情绪。
人民军队依然从敌军尸体的衣袋里屡次发现宣传品，日记本里也写满了思乡厌战的悲惨句子。其反战投降倾向越来越严重，“在五台滑石片战斗中，四五个敌兵把武器大衣自动的仍在地上，走到我们这边来了。口里还说着自己人，不打。在上下细腰涧战斗时，三十来个敌兵跪在地上向我们缴枪，其中一个叫吉田正幸的不愿再回去，就留在我们部队里工作；当他第一次换上我们的军服时，向别人炫耀着说：“我现在是八路军战士了。”“有一次在晋察冀边区，十三个俘虏中有八个送回去了，当即与敌军官发生了冲突，军官被杀死了，但他们自己也被残害。
有的俘虏对我们说：‘在深山里随便给我们一间小屋住下吧，等战争结束，我再回国去。’在晋西北还有两个敌兵，看见十几个伪军受不了压迫相聚哭泣，被敌军军官残杀，因此他们就拖枪跑到我们这里来了。在敌军内部，自杀、投井，反战的骚动，不断的发生。在冀中河间，曾有三个敌兵和一个下级军官，自己把自己勒死了，在墙上留着三个凄然的字：“无生路!”
正因如此，日军军官感到恐惧，日军110师团参谋长，在部队长会议席上强调，“最近共产军企图瓦解皇军，实施各种的反战宣传，特别是优待俘虏，在听取皇军机密事项后，放还归队，并利用俘虏的宣传以影响皇军，实为皇军之大患。”
在伪军方面，成效更为显著。人民军队坚持重在争取的宽大政策，成功粉碎了日寇的欺骗宣传，扩大了政治影响，大批伪军投诚反正。据有关资料记载：“1938年3月至5月，经我军反正者大小八部，数达四千三百名到39年1月争取伪军反正十四次，人数将近2万”。至1940年5月8日，八路军“共俘虏伪军二万四千九百五十三名，伪军反正一百零二次，共二万八千四百八十一名”。
新四军自1941年3月18日二师政工会议后，仅约四个月统计，即有八处的伪军反正，人数约在130-140名，到我军者70余名，其余连同携枪出来向我政权登记而回家者将近三百人之多。三师八旅22团以俘虏成分计算，占全团70%，十旅一年来增加了俘虏700余。八年抗战共俘虏伪军512933人，反正183632人。
大量伪军除了直接投诚反正以外，有的还扮演了两面派角色，潜伏在日军的控制下，秘密帮助人民军队。如“扫荡时伪军给我留信，放干部，敌人强迫放火时，焚烧草堆以支应敌人；在某地通过敌人封锁线，遇伪军只以手比作‘八字’形，即畅行无阻等。”有的伪军还经常为人民军队代购物品、布匹、电料、军火等等。
参考资料
【1】郭士杰：《日寇侵华暴行录》
【2】谢忠厚：《日本侵略华北罪行史稿》有哪些股票平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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